{5}在本轮司法改革浪潮中，最高人民法院开始接受法官独立这一理念，相继发布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试点方案和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提出法官与合议庭独立审判的理念，这些文件的颁布从规范意义上为这场争论画了句号。

在法律中扮演重要甚至关键角色的国家，法治问题的有偏性往往较小，反之则较大。法治问题性质的描述与其解决方法的选择绝对依赖于这种差异化的认知格局。

由此所造成的后果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它堵塞了通过最小化有偏性特点来认知、面对和解决法治问题的途径与方法，延缓了更加坚实地将法治置于各种现实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基础上考量和建设的进程。三是通过制度化的渠道护卫个人权利和自由。[12]在该地区，一个致害人在接受国家层面刑事处罚后，如果他未能遵循赔命价或赔血价习俗给付受害方及其家庭约定的赔偿，那么在他们彼此之间纠纷并未消除，受害方仍然要以甚至是违反国家法的方式向致害方求偿。但如何实现理论叙述层面上由抽象到具体的转化呢？问题化，即由言说法治到探讨法治问题的转变，不仅能够有助于法治理论建构与其实践展开的现实语境的确定化，更为重要的是，它还能够实现法治研究理论叙述上从抽象到具体的转化，进而补救和矫正上述关于法治的择而不决的困境。法治中国构思，要以现实存在的问题为导向，才可能是有的放矢、切实有效的。

[6]季卫东：《法治构图》，第436页。法治体系的发达程度或水平，取决于法治体系与其所面对的法治问题的性质和特征之间的契合程度。因此，有学者说：当下域外法治意识形态在我国法治领域的深刻影响，并不体现于域外法学理论、法律文化及法学知识在我国广泛传播和利用的表象，更重要的还在于西方自由主义法治理论所塑造的‘标准法治模式在我国的实际影响力以及依附其上的西方法治意识形态在我国潜在的话语权威{4}。

当然，还有很多著述中有类似的判断。(二)在法治话语体系中注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法治共识 西方繁多的法治理论传入中国后，经过不同学者的解读产生了异彩纷呈的法治认识。(二)制度上的张力 西方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与中国不同，经济上他们是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制度，政治上是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具体而言，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都是可以注入法治话语体系、使法治话语对法治实践的引领功能、整合和重建功能都充分发挥出来。

其次要注意法律制度对社会问题的回应。中西方社会结构完全不同，因而其法治话语的形成机理也是完全不同的，西方法治话语体系是在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对抗与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的，中产阶级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利益统合作用。

世界各国法治发展有共通性也有多样性，法治中国应该在符合法治发展普遍规律的基础上走中国道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作为中国法治的‘元理论和‘元知识只有转化为或体现于具体的法律思想、法学理论、法律原理、法律文化、法律知识以及法律思维，亦即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话语体系，才能够实际成为指导法治实践的理念，避免成为一种飘悬的政治倡导{4}。随着我国法治实践和理论研究自主性意识的逐渐壮大，似乎是时候该理性思考这一问题了。首先，在法治话语体系中注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在法治领域内说西方的话、用西方的价值标准衡量、评价我国的法治发展，甚至试图以西方为模本进行我国的法治建设。(三)夯实法治话语有效构建的本土根基，纠正法治秩序的标本设定与错位构建 法治话语对法治实践具有描述、诠释和一定意义上的构建功能，但因为制度和社会结构特点，我国的法治话语构建是国家主导的，这在高效的同时也附带着浓重的工具主义色彩。我们不可能通过建构漂浮于现实的西化的法治话语而将中国幻化成西方那样的法治世界。随着法治中国建设的深入推进，自主性构建符合中国法治道路的法治话语体系已经成为学界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所以像中国电信这样的大型国有垄断企业，即便处理，也不过是兄弟分家似的进行了拆分，并不能真正恢复电信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1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便是中华民族的这样一个最大公约数，将其作为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的灵魂，以其为主线进行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法律理论的构建，才能尽可能地凝聚西化的法治话语无法凝聚的全社会的法律认同和信仰。

西方历史上就有法律具有高于政治权威的至高性这一概念，虽然直到美国革命时才贡献了‘宪政一词，但自12世纪起，所有西方国家，甚至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在某些重要的方面，法律高于政治这种思想一直被广泛讲述和经常得到承认。然而，因为中国社会与产生这些话语的西方社会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西化的法治话语不能反映中国的现实世界，造成表里不一的现象。

其次，法治话语对人的法治价值认同感、法治思维及法治行为方式，具有构建功能。法治中国 作为法治后发展国家，在法治建设初期我国进行了大量的法律移植和学术引进，因而当下法治话语中很大一部分仍是西方话语或者是西化了的话语，以其描绘的法治图景已经在不知不觉间影响了我们对法治方方面面的认识。这不仅使我国的法治话语呈现虚置、碎片化、不系统的现状，还因为内心不认同法律的价值而使对法律的遵守都是被动而为的，这就很难实现话语对人的行为与秩序的重建功能。中国社会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人伦思想指导下孝敬父母是为人子女天经地义的义务，不仅如此，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上的熟人社会，西方的权利-义务为主要内容的人与人的关系不是中国人际关系的常态。在内忧外患的历史环境下，我国的有识之士为求国之兴，将西方的法治理论命题及概念引进用以分析和解决中国问题。若依样画葫芦地接受，再受私利诱导进行解释或与某些文化强行嫁接，不仅不能解决中国问题，还有可能出现与制度目标相悖的运行效果。

所以不难看到，随着法治话语西化、其所蕴含的法治价值和思维方式潜移默化地浸透，我们很多的行事方式，包括很多政府和媒体等官方和社会的活动都是模仿西方而来的。同样地，中国法治话语体系形成初期，由于缺乏自生自发的土壤和条件，不得不在法治实践发展的过程中，通过移植、借鉴法治先行的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法治理论、法律知识和技巧慢慢地、零星地拼凑而成，因而就出现了法治话语西化的现象。

因而中国没有形成有着良好的自治和自律能力的市民社会，中国的中产阶级无法像西方国家中产阶级那样成为社会的支撑力量，一方面，中国的中产阶级数量上没有优势，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06年3—5月进行的中国社会状况调查(CGSS2006)的数据，中国的中产阶级仅占12.1%，与西方国家40%的规模是无法相比的。但应该注意移植西方的法律制度和理论应该还原回产生它们的制度和文化环境中去挖掘其真正内涵，并了解其与法治实践互动的机理，以便进行真正有效的移植。

良法善治是法治的核心内涵。因而，如何有效规制国有企业及政府行为、令其遵守市场规则，维护好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是我国反垄断法律研究中必须思考的重点。

因此，我们应该秉持开放的态度，兼容并蓄地吸收各家法治理论的优势，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凝聚法治共识。以德国和法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则趋向于理性主义的国家建构型的法治发展模式，但两国法治的具体发展路径也是不同的，法国是在对百年战争及其后形成的专制主义进行革命，而德国是在完成统一的进程中实现的。为实现中国法学的快速成长，法学界也常常借鉴西方已有的概念、研究方法及其他理论成果进行学术研究以及法学学科体系及法学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摘要】 中国法治话语形成过程中深受西方影响，出现了法治话语西化的现象。

但遗憾的是该法在是否适用于国有企业的规定上是模糊的，在规制行政垄断上也是不彻底的。{15}国家根据其统治和管理需要，引导和控制着话语的内容，因而常常不能回应社会的多元利益诉求。

客观地说，在中国法治实践及理论的起步阶段，西化的法治话语曾发挥了上文所述的所有功能。首先，完善民主法治的制度根基。

西方很多理论家们认为三权分立制度是西方民主法治的根基，也往往将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以及法治捆绑在一起，一揽子地放进同一包裹之中，它们要么全有要么全无{7}。英国因其经验主义的哲学影响、遵循先例的法律传统和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形成的妥协精神的共同作用，形成了自然演进型的法治发展路径。

(一)结构上的张力 西方在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立于政治国家的强大的市民社会，因而其呈现出国家-社会二元分化的社会结构。因此，我们应该承认法治有不同的类型和模式，中国法治发展到当下已经形成了其独特的特点，只有立足中国主体地位准确提炼这些特点，总结法治理论与实践互动的经验与教训，注重立基于本国的政治制度、注重继承传统文化精华，才能有效推动适应中国政治模式、制度体系、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的、系统完整、逻辑自洽的中国法治模式的形成，也才能很好地面对和回应上述问题。权利泛化现象出现的原因有很多，但不可否认的是，因为我国传统上没有形成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分化，因而没有培育出公民良好的公共精神和公共理性，导致其不懂得界守权利的界限、尊重他人的权利，将权利片面地理解为私利。为满足社会主义经济高速发展的需求，我国的法律体系构建具有明显的时间上的紧缩性。

其次，西化的法治话语对我国法学研究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助力作用。更何况，所谓的完美的法治根本不存在，西方的法治在其运行中已经暴露出了很多问题，面对财政悬崖美国两党会商过程中的激烈斗争、矛盾与低效，让所有投资人感受到巨大的失望。

再次，自近现代西方法律理论传入中国，权利自由民权等概念和理论就展现了巨大的感染力，其所蕴含的价值观念逐渐深入中国人的内心，对民众法治意识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中国长期的封建传统造就了根深蒂固的官僚崇拜的思想，人们期待的是包青天式的父母官，纠纷解决中总期待实现其内心的实质正义，所以，就出现了西方信法而中国信访的现实差别，而执行难的问题在中国司法中特别突出也和人们法治信仰缺失不无关系。

随着中国法治进程的推进，西化的法治话语与中国法治道路在结构上、制度上和文化上的深层张力日益凸显。首先，法治话语是衔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法治实践的桥梁。